奋笔疾书:“无母何依?此仇必报!”

1937年12月,日军入侵郁达夫的故乡浙江富阳,年过七旬的郁母不愿做亡国奴,在逃难途中不幸遇难。闻此噩耗,郁达夫悲痛欲绝。当日即在福州光禄坊11号寓所设灵,于母亲遗像旁,奋笔手书一副对子:“无母何依?此仇必报!”吊唁与慰问者目睹此像此联,咸增同仇敌忾之心。

1938年2月下旬,日军战机连续数日轰炸福州王庄机场,弹片横飞，乡民死伤多人,哀声一片。郁达夫闻讯,亲往察看,并愤而作《敌机的来袭》一文以祭。

面对国仇家恨,郁达夫抹去眼泪,化悲痛为力量,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抗日洪流中。3月,他应郭沫若之邀,离开福建前往武汉,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,担任设计委员。他对抗战十分积极,曾亲自到台儿庄及其他前线劳军。

郁达夫拿着“匕首投枪”,以必胜的信念参加到抗战御侮的行列里来,他向抗日同胞指出:“抗战最大的目的,当然是在求我民族的自由解放,与国家的独立完整。”“我们这一次的抵抗侵略战争使国际上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民族,是反侵略的急先锋,是为主张世界的和平正义,不惜牺牲一切,是抨击法西斯强盗的先觉者。”他向国人呐喊:“最后的胜利,当然是我们的,坚持必成必胜的信念,我们绝不会动摇。

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

1938年9月,郁达夫接到陈仪的电报,要他重回福建共商抗日大计。他在回闽途中于《毁家诗纪十三》写道:“自愿驰驱随李广,何劳叮嘱戒罗敷。男儿只合沙场死,岂为凌烟阁上图?”但使他失望的是,福建当局消极抗战、苟且偷安的现象并未稍改。12月中旬,郁达夫接受福建籍著名侨领胡文虎所办《星洲日报》社邀请,憾然离开这个他曾经倾注热情的地方,前往新加坡主持该报文艺副刊。

对福州瑰宝寿山石,郁达夫钟爱无比,远赴南洋之际,郁达夫仍抽空到省政府门前总督衙门后街上的图章铺里选购了30余枚寿山石。抵新加坡后,郁达夫不改对寿山石的痴心情结,并由此在报上写文章介绍新结识的南洋印人”张斯仁:“抗战军兴,本于艺人有一技之长者,都应有报国之义,张先生在荷属各地曾刻印三千,全数助赈。现在,我到了新加坡,他也正在刻印助赈。”通过介绍爱国印人张斯仁,郁达夫把印章篆刻这本属个人的艺事,上升到了爱国御敌的神圣地位。

郁达夫从福建来南洋,曾自道此行目的:“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,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。”在新加坡,郁达夫以《星岛日报》为阵地,以笔为枪,写作并编发了大量抗日文艺作品,鼓舞、动员南洋华侨积极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大业。《星岛日报》被誉为“特别响亮的宣传抗日的号角”。

诚如夏衍所说:“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,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。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郁达夫慨然就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,兼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,悉心培养抗日干部。新加坡沦陷前夕,他和胡愈之等流亡印尼苏门答腊,化名赵廉,从事地下抗日工作,不幸事泄,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残酷杀害,终年49岁。郁达夫遇难的消息传出,挚友郭沫若悲痛万分,于次年3月撰文以纪,称:“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,不愿失掉莎士比亚’;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,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!”

1952年,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“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”,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。新中国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等职的胡愈之曾如是评价郁达夫:在中国文学史上,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;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,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。

2014年9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郁达夫为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、为国捐躯的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之一。

郁达夫(右三)劳军慰问激战台儿庄的将士

抗战英烈连载　　主编：袁永生　沈鹤翔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 　 　 　　　　由　广州轩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　提供